[常州] 人道百年——原武进县红十字会副会长杨迪群手稿
发表时间：2021年01月20日来源：未知
编者按：作为武进县红十字会副会长、前黄红十字服务站站长，在抗美援朝初期,杨迪群义无反顾带领常州红十字医疗队的11名同志前往北京，参加总会组织的培训和学习,并编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国际医防大队担任大队部行政副组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工作了十个月时间,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从他1965年撰写的《初稿家史》中节选整理的有关内容，以此向那些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常州红十字人致敬！
（寻访杨迪群先生后人）
常州红十字分会组织参加抗美援朝国际医防队
杨迪群
1950年十一月，在北京学习期间，美帝已经发动侵朝战争。学习会由熊瑾玎做了报告，也集体听了郭沫若的、中央卫生部的几个报告。我当时接受了初步的启蒙教育之后，情绪是高的，行动是积极的，对美帝侵朝战争是愤怒的。我懂得了新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履行它的任务。
组织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十二月，学习结束。从北京回到常州不久，就接到总会的通知，要各地红十字会组织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
救死扶伤的战地服务是红十字会的传统精神，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刚刚听了中央首长的报告，思想上有了认识的我，即刻就动员前黄服务站原有人力，动员了社会医生，计服务站的韩文娟、张冠英、杨子濂、萧东明，连我一起五人。社会医生陈中文、柴元庆、殷友泉等，武进是八个人，加上武进医院的刘毓秀、任志勤两人，常州红十字会的萧益明。武进去参加的经费是由我到上海市红十字会借的。
当时武进没有组织欢送我们，前黄的区委书记到汽车站上送我，常州市委宣传部长王颖来红十字会一趟，记者来采访新闻，我还接到常州日报发表的消息报。这是1951年一月底，阴历年初五在家里动身的，那时候距1950年10月25日美帝发动战争后，约两个月多一些的时候，乡里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常州亦然，看来还没有重视似的。
这十几个人我负责带到北京总会报到，经过审查以后，韩文娟、张冠英、柴元庆、陈中文、萧东明、萧益民和我都编入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国际医防大队，王俊、杨子濂、殷友泉编到治淮医疗队去工作的。后来，杨子濂也第二批赴朝的，我在新义州碰到了他。
我担任大队部的行政副组长，其余的都是医疗队的队员。我兴奋极了，回忆一下自己在红十字会工作了好几年，在抗日期间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抗日以后，回到家乡，是为要在农村发扬红十字事业，为需要的贫病服务，提倡农村新法接生。现在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经过党的教育，得而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的运动，好似烈火一样燃着的一样热的心，要到朝鲜去做出新中国红十字事业应做的工作，这是我思想上完全有准备的。
我们在北京编队学习的时候，忽然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张冠英、柴元庆的父母都到我家里去要人，乡里谣传朝鲜不能去，美国人有原子弹啦无论如何要叫我让他们的儿子女儿回去，我的妻子也叫我回去，朝鲜去不得，家里有男有女，一大家人怎么得了呢？言下之意，唯恐我们到朝鲜打死了，家里就不得了了。当然，我很清楚这是敌人的造谣破坏，写信回去说明道理，安慰他们，我们大家都写了信回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思想关，在当时就是在自己的思想上也是一道重要的关，我没有动摇。
这次到北京学习了《列宁论国家》、《反对自由主义》有关民族政策等等。民族事务委员会、朝鲜大使都对我们大队部的同志，医疗中、小队的队长分别介绍了许多有关民族政策和朝鲜的情况。对我来讲又增加了不少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抵触，接受程度是百分之百，而且做到细听详记。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第一、第二两个国际医疗队，第一大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以各地分会力量组织的，到朝鲜去的。第二大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组织的，留在东北工作。
两个国际医疗大队接受了北京各界人士、各机关、学校团体的盛大欢送，还在北京饭店欢宴了我们。蔡畅、章伯钧（后来是右派）、郭沫若、李济深、贺诚部长、傅琏璋部长、李德全会长讲了话，还授了队旗，两个大队三百多个白衣战士在盛大的欢送行列越过长安街天安门，到了火车站，白发长髯的陈叔通，在车站上讲了话。中华的好儿女踏上了征程，决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的期望。别了，祖国。年青同志要比我活跃些。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唱《青年团之歌》，车厢里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白衣战士，嘻嘻嚷嚷的谈笑着，因为我们大家是同一个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亲切温暖，和睦无间的大家庭，笑着说着。
车到天津、唐山、沈阳，一路上都有欢送的人群，我下车来同欢送者握手、拥抱，使我内心里激动得真是欲言无语。唯一的我们此去不辜负党和政府和广大的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车到山海关，大家下车，把人民币兑换了东北币，从前满清入关，张作霖入关，就是指这山海关，出了山海关就叫出关。
我们到沈阳下车吃饭，换乘了另一辆火车到安东。安东是祖国的边疆，与朝鲜的新义州隔江相望。这条江就是鸭绿江，真是“邻国相望，鸡犬相闻”。一座跨江的鸭绿江大桥，也受到战争的创伤，它负有重大的使命和任务，屹立在碧波如镜的鸭绿江上。因为我是负有行政工作的责任，大队有些工作要做，也抽空到鸭绿江边去看看。遥望着兄弟的朝鲜田野村庄，心里想着这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我们将要来同你们一同打败这条美国野心狼。恨不得我们今晚就过江去，好多同志都有这样的要求。
“呜—呜—呜”，警报响起来了，安东市顿时变成了墨黑无光城市，这是我们出发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警报。这时候当地群众以愤怒的口吻告诉我们说：“对岸就是新义州，房子都被美国强盗炸光了，朝鲜人房子上的纸都飞到我们这里来，满天空都是纸灰。”有位好奇的同志问着：“房子上的纸，什么纸。”回说：“朝鲜人的房子是纸糊的。”当然，这话说得不完全，而听的人好奇起来了：“纸怎能糊房子呢？房子怎能是纸糊的呢？”当时成了大家的一个谜，也成了一句笑话。
（杨迪群先生手稿《家史初稿》封面）
跨过鸭绿江
二月十六日，大队长告诉我说：“你不要讲，我们准备明天过江去，你把四辆汽车的东西先带着过江，人统统步行过江。你过去以后再过来。”我满口“是是是”，这是要我打前站。二月十七日的早晨，天刚刚亮，同志们的行李都卷打好了，装上四辆大卡车。我带同一个大尉朝鲜军官——翻译，领着药品、行李等件，每一个医疗队派一个人坐车同过了江，汽车开得飞快的，一霎时通过鸭绿江大桥。我脑子里想着，嘴里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词。车子刚刚过桥到新义州，“呜，呜，呜”，警报叫起来了，美国飞贼已经临空了，轰，轰，炸弹。我在一个防空洞门口望着敌机飞在盘旋，鸭绿江大桥边的高射炮连连的在射击敌机，一刻儿贼机逃跑了。
在我的脑子里想着，纸糊的房子我倒想看看呢？我一看，有些房子里的门是纸糊的，地上是用纸糊的。我下午又回到安东，同志们都抢上前来问我新义州怎样，问的范围就广了，从房子问起，问到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人是什么样子。七张八嘴的问得多呢，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无法回答，也没有时间聊天。有的人说今晚我们可能要过江了，有的说不一定。一会儿，大家集合，宣布纪律，过桥要快步走，不准讲话，不准打电筒，连带的白瓷杯也要用东西遮起来，如果遇到敌机，队形不准乱，不要惊慌——反正有多少个不准我也记不清楚了。就在2月17的月色苍茫的夜晚，全大队170多个同志安全通过了鸭绿江大桥。一路上连声嗽也没有咳，脚步声也没有。
过鸭绿江大桥就是朝鲜的新义州，夜色茫茫的四野就看不到一丝火光，朝鲜的同志领我们到一所房子门口，说：“到了。”我们一个个摸了进门，里面亮如白昼，一间宽广的大会堂，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赤十字会国际医防大队”字样，台的中央悬挂着中朝两国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像，挂着中朝两国的国旗。曾到安东来欢迎我们的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和平安北道的保健部部长致了欢迎词。周立新大队长讲了话，还观看了朝鲜中央歌舞团的精彩节目，我保存了这次朝鲜报纸发表的欢迎消息，有我照相的报纸，留作纪念。明天（十八日）朝鲜各界又向我们献了花，拍了电影记录。（1951年十月二十五日，抗美援朝一周年纪念，上海《新闻纸专刊》有我的一个照片，这张报纸被我遗失了。）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队根据需要分成两处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农村进行群众医防工作，一部分到前线为朝鲜人民军进行医防工作。我和黄超汉大队长和几个小队在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咸镜道为群众医疗服务。大队部设在平壤牡丹峰。
我和黄大队长走遍了平安南北道的郡面，是去检查各队的工作。当时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我写了一本《朝鲜见闻》，记录许多见闻，《朝鲜见闻》也失掉了。我回忆几件事，记在下面：
一、我参观了许多农村农业合作社，他们对每一亩地都建一份详细记录。也可以说是档案，把生产、管理、施肥、收成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我认为很好，土地生产能有详细记录，对生产计划就有了根据，我收集的表式现在也丢掉了。
二、一个庄子上发现了传染病，立刻由班（村）报告县（乡），报告面（区），我们到面里去，他们很快地告诉了我们情况，到了班里，患有传染病的人家门上贴有“传染病发生，禁止入内”字样。如果一个庄子上发生传染病，马上用绳子拦住了。进村的大路也同样用牌子标明“什么传染病，禁止入内”，并有群众（一般都是妇女）在路口究管，不准人进去，如果一定要进去的话，那么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认为这种严格管理传染病，是值得学习的。这些工作大都是赤十字会的基层组织担任的。
三、每户人家一本记载着关于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的有关年龄、性别等，如户口簿一样的东西，你如果把本子一看，就可以知道一切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文化教育、健康状况的详细记录值得学习的。如果在我们的户口簿后面加上二页记录这些材料就好了。这种工作应该由文教部门、卫生部门来做的。
四、老义州（距新义州五十里）有很多清朝年间的碑石，我曾经花工夫抄了一些写在《朝鲜见闻》上的，镌刻很好，碑文现在已不复记忆了。
五、你可以到任何一处地方看到上学或散学的小学生，他们都是一个整齐的队形。这个队是他们自动排的，靠右走着，欢快活泼地唱着《金日成将军之歌》。我每次看到他们，总要呆呆的望着他们，羡慕他们生长在祖国劳动党解放后，正在建设自己祖国，过着幸福日子，同时联想着和平幸福的祖国遭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了他们的父母，成了孤儿，真喜悲交集的心情。不禁回想日本军国主义对自己祖国残暴侵略，八年沦敌的日子，怒火燃起在心头。我有时微笑地望着他们，他们向我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使我更加爱慕他们。
我从过鸭绿江、涉清川江，到大同江边的平壤，所到之处目击着朝鲜的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城市和沿公路两旁的农村，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房屋，被美帝国主义强盗烧、炸成了一片瓦砾，仅存的是断墙残壁，田野里也是一个个的炸弹坑。混账，这就是美国人叫做的和平吗？我联想到解放以前美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会议喊“和平、和平”。今天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在朝鲜的所谓“和平”，这是对我一次的美帝国主义者以侵略残暴的行凶活的教育，比我在北京学习时听报告讲美帝的残暴更加深刻了。在美帝杀人放火的罪行面前，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美帝凶暴的真面目，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
敌机日以继夜的在头上转，耳朵里只有轰轰的炸弹声，远望着山上到处是火海，黑白浓烟和天空的云连在一起，缺乏军事常识的我听人家说，这是美帝的飞贼投下的烧夷弹，凝固性汽油弹，把山林烧得像火海一样，强盗呀，强盗
后来我在熙川郡看到了美帝投下的烧夷弹，作为还有一点良心的人、正直的人都要愤怒，除非是出卖祖国的美帝国主义者蒋介石、李承晚之流。这时候，就更加会热爱和平，更加会仇恨帝国主义。
六月间，我到了平壤，依然一样是被美帝飞贼炸成了断墙残壁，白天街上行人很少，美丽整齐的城市，和平的城市，你暂时遭到凶暴美帝的摧残破坏，你有你祖国劳动党金日成将军的英明领导，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你将来会、一定会比现在建筑得更美丽、更整齐。我站在牡丹峰上鸟瞰着平壤的全景，愤怒而激动的心，以一个从事红十字工作多年的我，目击美帝暴行，不禁想起了红十字公约《日内瓦公约》的一些规定被疯狂的野兽一口吞噬了，我懊悔在解放前对帝国主义者呐喊的假和平、骗人的和平，曾经迷惑了我心灵，到今天才证实了我当年的幼稚、受骗。凭着红十字公约《日内瓦公约》的纸上谈兵——和平，永远不能和平，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把杀人的魔鬼赶走，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时我当时起码的认识呀
六月间，大队部在平壤梅山里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队长而外，来参加会议的有朝鲜保健省、赤十字会在朝鲜的苏联专家。副首相洪命熹到会作了指示，会议是在一个防空洞里开的，饭也是在防空洞里吃的。这次会议布置了工作，也作了调整。我兼任了一个医疗队的副队长。同胥继昌队长到了阳德病院，后来又到了肃川的一个农村在内务省办的医院中工作。
我在阳德病院时写了一篇通讯，原本是寄给武进县，俞乃章县长在常州报上发表的。后来也载在《新中国红十字月刊》上发表的。
我在平壤军委保健部看到了常州某某厂某某二人亲手做的慰问朝鲜人民军的慰问袋，我告诉军委保健部的同志说，这是我家乡的一个工厂二人亲手做的。大家说起了中国人民对他祖国的无私援助——以血肉结成的友谊——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打击美帝国主义——等话来了。翻译同志对我很详细的翻译，我也写了一篇通讯，同时写了一封给亲手制这慰问袋的女工，告诉她们朝鲜同志感动和鼓励士气的作用，后来也在报上发表了。
朝鲜三千里美丽的江山，勤劳勇敢的人民，是可爱的。我读了一部《朝鲜四千年史》，还借读了一部《东国通鉴》，对朝鲜的历史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1958年，国家收集革命文物，我把一张过鸭绿江大桥的照片和大队部召开会议，有洪命熹副首相、苏联专家以及朝鲜有关部门参加会议的签名单都献给了革命历史馆了，这部《朝鲜四千年史》也送给了北京图书馆。
（杨迪群先生在朝鲜）
家宴
祖国的驻朝鲜大使馆邀请国际医防大队队长以上人员到大使馆去吃晚饭。某日的晚上，大使馆开来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二十来个人接去了。汽车在黑暗里也不开灯，这是我在朝鲜期间常有的事，也习以为常了。约摸开了半个多钟头，经过三道的木栅栏住哨岗，车子停了下来，说：“下车吧，到了。”一下车在黑黑的四周，看不清楚，看上去都是树林，殊不知道，在一个伪装的树林里就是祖国的大使馆，就是在白天走到大门口也不容易看到的。就在这当天，敌机去炸了大使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被炸了。
倪大使热情的接待我们，桌子上摆着中华牌香烟，祖国的名酒、巧克力糖，祖国传统的酒席，桌子上早就排了座位，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座。倪大使说：“我们特地派车子到祖国的安东去买了一些新鲜的菜，大家随便吧。”我听了东道主倪大使这样一袭热情关切的话，特别派车子离平壤五百里祖国的安东去买回一些新鲜的菜，内心十分感动的。在大使馆就像在祖国的怀抱里一样的温暖，场面虽然没有在北京饭店那么大，然而二十多个人在一张长的大菜桌坐着，更是在国外，也就特别来得温暖。出国以来将近四个月，这样丰盛的、色香味俱佳的祖国菜肴就特别感到有感情而重要一些，齿颊里的香味，似乎终身不会消失似的。
晚饭以后，大使馆在一个倚山建筑的防空洞里放映了《刘胡兰》的影片。我们看了之后，大家都在交谈着，我们要同刘胡兰一样，“生的伟大，死得光荣”的一生鼓励了我们。
从龟城到新义州
我从秦川到龟城住了两天，在那里参观孔庙，一个古刹，反正白天是不能工作的，访问了一些农家。听说祖国的赴朝慰问团到新义州，大队部派我去联系工作。同时去看在新义州的一个仓库。新义州是朝鲜与祖国隔江相望的重镇，这是我到过的地方。自己很想去看祖国派来慰问的亲人，很想到鸭绿江边去看看祖国的锦绣江山。太阳刚刚下山，一位朝鲜的驾驶员（劳动党党员）开了一部小吉普车出发了，在月色迷濛的山路、平原整整开了一夜，任凭敌机在头上转，任凭它的照明弹挂在天空照得多亮，任凭它机枪扫射，阻挡不了这部小吉普的前进，开呀，开呀！似有睡意的我，任凭车子的颠簸还是迷迷酣睡。
“砰”的大声，我翻了一个跟斗，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在一条沟里了。一看车子侧栽在沟子里，这位朝鲜驾驶员把我扶了起来，坐在地上，我很清楚地知道车子开到一条已经破坏了的公路。这位驾驶员不会说中国话，我又不会说朝鲜话。两个人都在问答讲话，然而一句话也不懂，但是大家都领会着各人所讲的话意。驾驶员找来了当地群众和牛车，费了不少力气，终于把车子拖了起来，幸而车子没有撞坏，还是继续赶在日出以前，到达新义州。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有没有撞坏，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牙齿和嘴唇撞在车杆子上，脱了起来。到了新义州以后，一连几天吃饭都感到有困难。
我把任务完成以后，又到鸭绿江边去望北面看看自己的伟大的祖国的河山。如果我有通行证回到安东去一趟，更为愉快了，这是我当时这样想。
我在新义州书摊上买了一本《朝鲜年鉴》，我翻看了几遍，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情况更有了解。这本书后来也不知道哪位同志借而不还就此失掉了。
准备回国
十月间，准备回国的工作开始要做，那时候我在肃川。胥大队长要到平壤去，大队部来通知要我带着在肃川的医疗队约六十余人，从肃川到新义州，先把各队的工作总结和个人鉴定做好。我们到了新义州以后，平安北道保健部要我为华侨做一些防疫工作，所以抽出了一部分人去进行华侨的防疫工作，一部分人仍照原定计划做总结写个人鉴定。我也忙着接待新闻记者与平安北道保健部、中华华侨联合会的联系工作。
十一月间，我们到沈阳，接到总会的通知，说北京没有房子，要我们在沈阳把整个的工作总结做好，个人的鉴定做好再回到北京去。我们在沈阳大约住了个把月时间，我到北陵去逛了一趟，沈阳各单位派人到车站欢送我们。胡兰生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沈阳车站会见了我们，他告诉我总会改组后的情况，目前正在做什么事，他还指着一个东北卫生部的一个部长说，过去曾经是他的部下哩。
我和黄超汉大队长带着队伍过鸭绿江桥的时候，大队部的业务组长林萍还偷偷地拍了一张照，这张照片我献给革命历史馆做革命历史文物了。
过了鸭绿江回到祖国以后，换乘了火车，一路上回到沈阳。火车开了亮亮的电灯，回想到在朝九个月从来也没有能够看到开得这样亮亮的灯光，就从这一点上，使我对美帝发动侵略战争的可恨，朝鲜人民点大的自由也没有，和平是可爱的。
（杨迪群先生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大桥回国）
回到北京
分别了十个月又回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车站上拥满了欢迎我们的人，这位长髯白发老人陈叔通还是那样健康精神又致了欢迎词，一辆辆的汽车把我们接到休息的地方。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国际医防队成员基本上是各地红十字会人员组成的，有的在原单位拿工资，有的在队里拿工资，我的工资因为前黄服务站经济困难，总会要我在大队拿。回国以后，总会打算各地分会人员仍旧回到原单位去工作。没有原单位就分配到治淮医疗队去。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到南方老苏区去的慰问团回来了，认为南方老苏区群众迫切需要医药，因此这个队就没有散，改编同为中国红十字第二医防大队到南方老苏区去工作。
（寻访杨迪群先生后人）
常州红十字分会组织参加抗美援朝国际医防队
杨迪群
1950年十一月，在北京学习期间，美帝已经发动侵朝战争。学习会由熊瑾玎做了报告，也集体听了郭沫若的、中央卫生部的几个报告。我当时接受了初步的启蒙教育之后，情绪是高的，行动是积极的，对美帝侵朝战争是愤怒的。我懂得了新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履行它的任务。
组织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十二月，学习结束。从北京回到常州不久，就接到总会的通知，要各地红十字会组织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
救死扶伤的战地服务是红十字会的传统精神，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刚刚听了中央首长的报告，思想上有了认识的我，即刻就动员前黄服务站原有人力，动员了社会医生，计服务站的韩文娟、张冠英、杨子濂、萧东明，连我一起五人。社会医生陈中文、柴元庆、殷友泉等，武进是八个人，加上武进医院的刘毓秀、任志勤两人，常州红十字会的萧益明。武进去参加的经费是由我到上海市红十字会借的。
当时武进没有组织欢送我们，前黄的区委书记到汽车站上送我，常州市委宣传部长王颖来红十字会一趟，记者来采访新闻，我还接到常州日报发表的消息报。这是1951年一月底，阴历年初五在家里动身的，那时候距1950年10月25日美帝发动战争后，约两个月多一些的时候，乡里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常州亦然，看来还没有重视似的。
这十几个人我负责带到北京总会报到，经过审查以后，韩文娟、张冠英、柴元庆、陈中文、萧东明、萧益民和我都编入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国际医防大队，王俊、杨子濂、殷友泉编到治淮医疗队去工作的。后来，杨子濂也第二批赴朝的，我在新义州碰到了他。
我担任大队部的行政副组长，其余的都是医疗队的队员。我兴奋极了，回忆一下自己在红十字会工作了好几年，在抗日期间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抗日以后，回到家乡，是为要在农村发扬红十字事业，为需要的贫病服务，提倡农村新法接生。现在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经过党的教育，得而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的运动，好似烈火一样燃着的一样热的心，要到朝鲜去做出新中国红十字事业应做的工作，这是我思想上完全有准备的。
我们在北京编队学习的时候，忽然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张冠英、柴元庆的父母都到我家里去要人，乡里谣传朝鲜不能去，美国人有原子弹啦无论如何要叫我让他们的儿子女儿回去，我的妻子也叫我回去，朝鲜去不得，家里有男有女，一大家人怎么得了呢？言下之意，唯恐我们到朝鲜打死了，家里就不得了了。当然，我很清楚这是敌人的造谣破坏，写信回去说明道理，安慰他们，我们大家都写了信回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思想关，在当时就是在自己的思想上也是一道重要的关，我没有动摇。
这次到北京学习了《列宁论国家》、《反对自由主义》有关民族政策等等。民族事务委员会、朝鲜大使都对我们大队部的同志，医疗中、小队的队长分别介绍了许多有关民族政策和朝鲜的情况。对我来讲又增加了不少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抵触，接受程度是百分之百，而且做到细听详记。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第一、第二两个国际医疗队，第一大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以各地分会力量组织的，到朝鲜去的。第二大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组织的，留在东北工作。
两个国际医疗大队接受了北京各界人士、各机关、学校团体的盛大欢送，还在北京饭店欢宴了我们。蔡畅、章伯钧（后来是右派）、郭沫若、李济深、贺诚部长、傅琏璋部长、李德全会长讲了话，还授了队旗，两个大队三百多个白衣战士在盛大的欢送行列越过长安街天安门，到了火车站，白发长髯的陈叔通，在车站上讲了话。中华的好儿女踏上了征程，决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的期望。别了，祖国。年青同志要比我活跃些。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唱《青年团之歌》，车厢里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白衣战士，嘻嘻嚷嚷的谈笑着，因为我们大家是同一个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亲切温暖，和睦无间的大家庭，笑着说着。
车到天津、唐山、沈阳，一路上都有欢送的人群，我下车来同欢送者握手、拥抱，使我内心里激动得真是欲言无语。唯一的我们此去不辜负党和政府和广大的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车到山海关，大家下车，把人民币兑换了东北币，从前满清入关，张作霖入关，就是指这山海关，出了山海关就叫出关。
我们到沈阳下车吃饭，换乘了另一辆火车到安东。安东是祖国的边疆，与朝鲜的新义州隔江相望。这条江就是鸭绿江，真是“邻国相望，鸡犬相闻”。一座跨江的鸭绿江大桥，也受到战争的创伤，它负有重大的使命和任务，屹立在碧波如镜的鸭绿江上。因为我是负有行政工作的责任，大队有些工作要做，也抽空到鸭绿江边去看看。遥望着兄弟的朝鲜田野村庄，心里想着这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我们将要来同你们一同打败这条美国野心狼。恨不得我们今晚就过江去，好多同志都有这样的要求。
“呜—呜—呜”，警报响起来了，安东市顿时变成了墨黑无光城市，这是我们出发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警报。这时候当地群众以愤怒的口吻告诉我们说：“对岸就是新义州，房子都被美国强盗炸光了，朝鲜人房子上的纸都飞到我们这里来，满天空都是纸灰。”有位好奇的同志问着：“房子上的纸，什么纸。”回说：“朝鲜人的房子是纸糊的。”当然，这话说得不完全，而听的人好奇起来了：“纸怎能糊房子呢？房子怎能是纸糊的呢？”当时成了大家的一个谜，也成了一句笑话。
（杨迪群先生手稿《家史初稿》封面）
跨过鸭绿江
二月十六日，大队长告诉我说：“你不要讲，我们准备明天过江去，你把四辆汽车的东西先带着过江，人统统步行过江。你过去以后再过来。”我满口“是是是”，这是要我打前站。二月十七日的早晨，天刚刚亮，同志们的行李都卷打好了，装上四辆大卡车。我带同一个大尉朝鲜军官——翻译，领着药品、行李等件，每一个医疗队派一个人坐车同过了江，汽车开得飞快的，一霎时通过鸭绿江大桥。我脑子里想着，嘴里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词。车子刚刚过桥到新义州，“呜，呜，呜”，警报叫起来了，美国飞贼已经临空了，轰，轰，炸弹。我在一个防空洞门口望着敌机飞在盘旋，鸭绿江大桥边的高射炮连连的在射击敌机，一刻儿贼机逃跑了。
在我的脑子里想着，纸糊的房子我倒想看看呢？我一看，有些房子里的门是纸糊的，地上是用纸糊的。我下午又回到安东，同志们都抢上前来问我新义州怎样，问的范围就广了，从房子问起，问到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人是什么样子。七张八嘴的问得多呢，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无法回答，也没有时间聊天。有的人说今晚我们可能要过江了，有的说不一定。一会儿，大家集合，宣布纪律，过桥要快步走，不准讲话，不准打电筒，连带的白瓷杯也要用东西遮起来，如果遇到敌机，队形不准乱，不要惊慌——反正有多少个不准我也记不清楚了。就在2月17的月色苍茫的夜晚，全大队170多个同志安全通过了鸭绿江大桥。一路上连声嗽也没有咳，脚步声也没有。
过鸭绿江大桥就是朝鲜的新义州，夜色茫茫的四野就看不到一丝火光，朝鲜的同志领我们到一所房子门口，说：“到了。”我们一个个摸了进门，里面亮如白昼，一间宽广的大会堂，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赤十字会国际医防大队”字样，台的中央悬挂着中朝两国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像，挂着中朝两国的国旗。曾到安东来欢迎我们的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和平安北道的保健部部长致了欢迎词。周立新大队长讲了话，还观看了朝鲜中央歌舞团的精彩节目，我保存了这次朝鲜报纸发表的欢迎消息，有我照相的报纸，留作纪念。明天（十八日）朝鲜各界又向我们献了花，拍了电影记录。（1951年十月二十五日，抗美援朝一周年纪念，上海《新闻纸专刊》有我的一个照片，这张报纸被我遗失了。）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队根据需要分成两处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农村进行群众医防工作，一部分到前线为朝鲜人民军进行医防工作。我和黄超汉大队长和几个小队在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咸镜道为群众医疗服务。大队部设在平壤牡丹峰。
我和黄大队长走遍了平安南北道的郡面，是去检查各队的工作。当时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我写了一本《朝鲜见闻》，记录许多见闻，《朝鲜见闻》也失掉了。我回忆几件事，记在下面：
一、我参观了许多农村农业合作社，他们对每一亩地都建一份详细记录。也可以说是档案，把生产、管理、施肥、收成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我认为很好，土地生产能有详细记录，对生产计划就有了根据，我收集的表式现在也丢掉了。
二、一个庄子上发现了传染病，立刻由班（村）报告县（乡），报告面（区），我们到面里去，他们很快地告诉了我们情况，到了班里，患有传染病的人家门上贴有“传染病发生，禁止入内”字样。如果一个庄子上发生传染病，马上用绳子拦住了。进村的大路也同样用牌子标明“什么传染病，禁止入内”，并有群众（一般都是妇女）在路口究管，不准人进去，如果一定要进去的话，那么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认为这种严格管理传染病，是值得学习的。这些工作大都是赤十字会的基层组织担任的。
三、每户人家一本记载着关于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的有关年龄、性别等，如户口簿一样的东西，你如果把本子一看，就可以知道一切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文化教育、健康状况的详细记录值得学习的。如果在我们的户口簿后面加上二页记录这些材料就好了。这种工作应该由文教部门、卫生部门来做的。
四、老义州（距新义州五十里）有很多清朝年间的碑石，我曾经花工夫抄了一些写在《朝鲜见闻》上的，镌刻很好，碑文现在已不复记忆了。
五、你可以到任何一处地方看到上学或散学的小学生，他们都是一个整齐的队形。这个队是他们自动排的，靠右走着，欢快活泼地唱着《金日成将军之歌》。我每次看到他们，总要呆呆的望着他们，羡慕他们生长在祖国劳动党解放后，正在建设自己祖国，过着幸福日子，同时联想着和平幸福的祖国遭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了他们的父母，成了孤儿，真喜悲交集的心情。不禁回想日本军国主义对自己祖国残暴侵略，八年沦敌的日子，怒火燃起在心头。我有时微笑地望着他们，他们向我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使我更加爱慕他们。
我从过鸭绿江、涉清川江，到大同江边的平壤，所到之处目击着朝鲜的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城市和沿公路两旁的农村，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房屋，被美帝国主义强盗烧、炸成了一片瓦砾，仅存的是断墙残壁，田野里也是一个个的炸弹坑。混账，这就是美国人叫做的和平吗？我联想到解放以前美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会议喊“和平、和平”。今天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在朝鲜的所谓“和平”，这是对我一次的美帝国主义者以侵略残暴的行凶活的教育，比我在北京学习时听报告讲美帝的残暴更加深刻了。在美帝杀人放火的罪行面前，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美帝凶暴的真面目，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
敌机日以继夜的在头上转，耳朵里只有轰轰的炸弹声，远望着山上到处是火海，黑白浓烟和天空的云连在一起，缺乏军事常识的我听人家说，这是美帝的飞贼投下的烧夷弹，凝固性汽油弹，把山林烧得像火海一样，强盗呀，强盗
后来我在熙川郡看到了美帝投下的烧夷弹，作为还有一点良心的人、正直的人都要愤怒，除非是出卖祖国的美帝国主义者蒋介石、李承晚之流。这时候，就更加会热爱和平，更加会仇恨帝国主义。
六月间，我到了平壤，依然一样是被美帝飞贼炸成了断墙残壁，白天街上行人很少，美丽整齐的城市，和平的城市，你暂时遭到凶暴美帝的摧残破坏，你有你祖国劳动党金日成将军的英明领导，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你将来会、一定会比现在建筑得更美丽、更整齐。我站在牡丹峰上鸟瞰着平壤的全景，愤怒而激动的心，以一个从事红十字工作多年的我，目击美帝暴行，不禁想起了红十字公约《日内瓦公约》的一些规定被疯狂的野兽一口吞噬了，我懊悔在解放前对帝国主义者呐喊的假和平、骗人的和平，曾经迷惑了我心灵，到今天才证实了我当年的幼稚、受骗。凭着红十字公约《日内瓦公约》的纸上谈兵——和平，永远不能和平，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把杀人的魔鬼赶走，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时我当时起码的认识呀
六月间，大队部在平壤梅山里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队长而外，来参加会议的有朝鲜保健省、赤十字会在朝鲜的苏联专家。副首相洪命熹到会作了指示，会议是在一个防空洞里开的，饭也是在防空洞里吃的。这次会议布置了工作，也作了调整。我兼任了一个医疗队的副队长。同胥继昌队长到了阳德病院，后来又到了肃川的一个农村在内务省办的医院中工作。
我在阳德病院时写了一篇通讯，原本是寄给武进县，俞乃章县长在常州报上发表的。后来也载在《新中国红十字月刊》上发表的。
我在平壤军委保健部看到了常州某某厂某某二人亲手做的慰问朝鲜人民军的慰问袋，我告诉军委保健部的同志说，这是我家乡的一个工厂二人亲手做的。大家说起了中国人民对他祖国的无私援助——以血肉结成的友谊——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打击美帝国主义——等话来了。翻译同志对我很详细的翻译，我也写了一篇通讯，同时写了一封给亲手制这慰问袋的女工，告诉她们朝鲜同志感动和鼓励士气的作用，后来也在报上发表了。
朝鲜三千里美丽的江山，勤劳勇敢的人民，是可爱的。我读了一部《朝鲜四千年史》，还借读了一部《东国通鉴》，对朝鲜的历史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1958年，国家收集革命文物，我把一张过鸭绿江大桥的照片和大队部召开会议，有洪命熹副首相、苏联专家以及朝鲜有关部门参加会议的签名单都献给了革命历史馆了，这部《朝鲜四千年史》也送给了北京图书馆。
（杨迪群先生在朝鲜）
家宴
祖国的驻朝鲜大使馆邀请国际医防大队队长以上人员到大使馆去吃晚饭。某日的晚上，大使馆开来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二十来个人接去了。汽车在黑暗里也不开灯，这是我在朝鲜期间常有的事，也习以为常了。约摸开了半个多钟头，经过三道的木栅栏住哨岗，车子停了下来，说：“下车吧，到了。”一下车在黑黑的四周，看不清楚，看上去都是树林，殊不知道，在一个伪装的树林里就是祖国的大使馆，就是在白天走到大门口也不容易看到的。就在这当天，敌机去炸了大使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被炸了。
倪大使热情的接待我们，桌子上摆着中华牌香烟，祖国的名酒、巧克力糖，祖国传统的酒席，桌子上早就排了座位，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座。倪大使说：“我们特地派车子到祖国的安东去买了一些新鲜的菜，大家随便吧。”我听了东道主倪大使这样一袭热情关切的话，特别派车子离平壤五百里祖国的安东去买回一些新鲜的菜，内心十分感动的。在大使馆就像在祖国的怀抱里一样的温暖，场面虽然没有在北京饭店那么大，然而二十多个人在一张长的大菜桌坐着，更是在国外，也就特别来得温暖。出国以来将近四个月，这样丰盛的、色香味俱佳的祖国菜肴就特别感到有感情而重要一些，齿颊里的香味，似乎终身不会消失似的。
晚饭以后，大使馆在一个倚山建筑的防空洞里放映了《刘胡兰》的影片。我们看了之后，大家都在交谈着，我们要同刘胡兰一样，“生的伟大，死得光荣”的一生鼓励了我们。
从龟城到新义州
我从秦川到龟城住了两天，在那里参观孔庙，一个古刹，反正白天是不能工作的，访问了一些农家。听说祖国的赴朝慰问团到新义州，大队部派我去联系工作。同时去看在新义州的一个仓库。新义州是朝鲜与祖国隔江相望的重镇，这是我到过的地方。自己很想去看祖国派来慰问的亲人，很想到鸭绿江边去看看祖国的锦绣江山。太阳刚刚下山，一位朝鲜的驾驶员（劳动党党员）开了一部小吉普车出发了，在月色迷濛的山路、平原整整开了一夜，任凭敌机在头上转，任凭它的照明弹挂在天空照得多亮，任凭它机枪扫射，阻挡不了这部小吉普的前进，开呀，开呀！似有睡意的我，任凭车子的颠簸还是迷迷酣睡。
“砰”的大声，我翻了一个跟斗，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在一条沟里了。一看车子侧栽在沟子里，这位朝鲜驾驶员把我扶了起来，坐在地上，我很清楚地知道车子开到一条已经破坏了的公路。这位驾驶员不会说中国话，我又不会说朝鲜话。两个人都在问答讲话，然而一句话也不懂，但是大家都领会着各人所讲的话意。驾驶员找来了当地群众和牛车，费了不少力气，终于把车子拖了起来，幸而车子没有撞坏，还是继续赶在日出以前，到达新义州。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有没有撞坏，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牙齿和嘴唇撞在车杆子上，脱了起来。到了新义州以后，一连几天吃饭都感到有困难。
我把任务完成以后，又到鸭绿江边去望北面看看自己的伟大的祖国的河山。如果我有通行证回到安东去一趟，更为愉快了，这是我当时这样想。
我在新义州书摊上买了一本《朝鲜年鉴》，我翻看了几遍，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情况更有了解。这本书后来也不知道哪位同志借而不还就此失掉了。
准备回国
十月间，准备回国的工作开始要做，那时候我在肃川。胥大队长要到平壤去，大队部来通知要我带着在肃川的医疗队约六十余人，从肃川到新义州，先把各队的工作总结和个人鉴定做好。我们到了新义州以后，平安北道保健部要我为华侨做一些防疫工作，所以抽出了一部分人去进行华侨的防疫工作，一部分人仍照原定计划做总结写个人鉴定。我也忙着接待新闻记者与平安北道保健部、中华华侨联合会的联系工作。
十一月间，我们到沈阳，接到总会的通知，说北京没有房子，要我们在沈阳把整个的工作总结做好，个人的鉴定做好再回到北京去。我们在沈阳大约住了个把月时间，我到北陵去逛了一趟，沈阳各单位派人到车站欢送我们。胡兰生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沈阳车站会见了我们，他告诉我总会改组后的情况，目前正在做什么事，他还指着一个东北卫生部的一个部长说，过去曾经是他的部下哩。
我和黄超汉大队长带着队伍过鸭绿江桥的时候，大队部的业务组长林萍还偷偷地拍了一张照，这张照片我献给革命历史馆做革命历史文物了。
过了鸭绿江回到祖国以后，换乘了火车，一路上回到沈阳。火车开了亮亮的电灯，回想到在朝九个月从来也没有能够看到开得这样亮亮的灯光，就从这一点上，使我对美帝发动侵略战争的可恨，朝鲜人民点大的自由也没有，和平是可爱的。
（杨迪群先生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大桥回国）
回到北京
分别了十个月又回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车站上拥满了欢迎我们的人，这位长髯白发老人陈叔通还是那样健康精神又致了欢迎词，一辆辆的汽车把我们接到休息的地方。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国际医防队成员基本上是各地红十字会人员组成的，有的在原单位拿工资，有的在队里拿工资，我的工资因为前黄服务站经济困难，总会要我在大队拿。回国以后，总会打算各地分会人员仍旧回到原单位去工作。没有原单位就分配到治淮医疗队去。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到南方老苏区去的慰问团回来了，认为南方老苏区群众迫切需要医药，因此这个队就没有散，改编同为中国红十字第二医防大队到南方老苏区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