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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叔侄强奸冤案平反“幕后英雄”:错了就要处分

来源:中国网江苏频道 日期:2013-04-05 浏览次数: 字号:[ ]

浙江叔侄强奸冤案平反“幕后英雄”:错了就要处分(组图)

 

2013-04-05 14:43:40   来源:新京报

张飚退休前是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被认为是浙江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他认为错案“不可以原谅”,分析证据不能被社会压力左右,错了就要接受处分。
浙江叔侄强奸冤案平反“幕后英雄”:错了就要处分(组图)
 

 

 魏刚,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参与推动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

浙江叔侄强奸冤案平反“幕后英雄”:错了就要处分(组图)

 

  张飚,退休前是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被认为是浙江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

  十天前,3月26日,浙江省高院纠正一起错案,背负“强奸杀人”罪名、已服刑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被宣布无罪。

  叔侄二人当年被判刑后,2005年张高平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其间张高平一直喊冤,并引起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魏刚等人重视。张飚他们分析案情后,一直坚持帮助申诉。他们的努力被认为是叔侄冤案能够平反的“催化剂”。

  “他跟别人不一样”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张高平的冤情的?

  张飚:2007年,我们检察院监所部门到下面巡视,发现了他的冤情。

  我们监所检察官有个任务,每个月都要参加监所的狱情通气会,在会上,管教提出,有这么一个犯人,情绪比较反常,很激动,老向别人诉说冤情。他的情绪容易影响别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他们希望检察官能帮助做些工作。

  记者:张高平怎么引起了你们的注意?

  张飚:我们发现,张高平这个人从来不要求减刑,符合减刑条件,他也不要求。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减刑。在监狱里,犯人见到我们,都要报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从来不报告。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记者:当时就认为他可能存在冤屈吗?

  张飚:我们当时主要从维护监狱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谈话。

  我们经常去,他就经常找到我们谈话,申诉冤情。接触多了,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也有喊冤的,作些安抚就平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

  记者: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申诉的?

  张飚:刚开始收到申诉材料之后,就是向有关部门用“机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没有消息。张高平就很着急,每次碰到我们就要问。

  2008年,《民主与法制》发了篇文章,说的是河南一起凶杀案,后来平反了,提到一个证人叫袁连芳。正好张高平案里也有证人叫袁连芳。我们就很重视了,把有关情况向院里汇报。

  我们进行了初查,获取了“两个”袁连芳的真实材料,然后向有关部门发函。(袁连芳后来被证实是协助警方诱供、逼供的“牢头”——编者注)

      个人写信表明态度

  记者:帮助申诉,当时的把握有多大?

  张飚:越往后,把握就越大。特别是发现袁连芳的问题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认为这个案件是有问题的。

  记者:你后来还自己写信给浙江方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飚:给他们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还是比较欠缺。后来我要退休了,就想督促一下,就写了信,就是想引起重视

  记者:以个人名义写信,比单位发公函更有力量吗?

  张飚:单位也在发函。不过公函的形式只能简单说明情况,不会表明态度。我个人写信就会说,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说明我的态度,让对方知道这个案子存在问题。

  记者:你反映了多少次?你退休的时候,事情到什么程度了?

  张飚:五六次。我2010年底退休,当时案子还是等待状态。

  记者:退休前,有没有去找张高平?

  张飚:我去见过他,希望他坚持下去。

  记者:你退休之后,这个案子还有没有人管?

  张飚:我们单位监所科的同事还在管,像魏刚科长,高晨啊,他们都在管。

  记者:为什么后来要让他找律师帮助?

  张飚:事情拖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承受的精神压力就比较大。后来我说,我们努力,你自己也努力。我就建议他哥哥找找律师。

  记者:你对翻案,当时的信心有多大?

  张飚:了解案情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有个七八成把握。

  错案“不可以原谅”

  记者:你们审查张高平案的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什么疑点?

  张飚:其中有三个疑点,首先就是袁连芳。其次,警方在死者的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却并不是张高平叔侄的。最后是张高平的供述,他说女孩到杭州下的车,之后他们的车就上了高速路;此间进出收费站,时间很短,而作案需要时间。张高平曾提出可以调进出收费站的票据,但公安机关并未调取。

  记者:你有没有考虑,这些疑点为什么你们能发现,而当时办案人员没有发现?

  张飚:这个不好说。我们也不能事后诸葛亮。当时办案人员怎么看,我们也不好评价。

  记者:你认为这个案子成为错案,哪儿出了问题?

  张飚:首先是直接证据欠缺。通过看卷,我们发现能直接证明他们杀人的证据特别少,大量的是间接证据。证据链不太完整,有欠缺。第二个是DNA问题。这个问题在判决书上以及我们获取的材料上都能反映出来。

  不过我们毕竟和案发地有距离,说三道四不太合适。他们自己评价比较合适。

  记者:案子现在才有结果,是不是等待时间有点长?

  张飚:是有点长了。不过根据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个时间还算可以接受。很多冤假错案,都是经历了很多年。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快一点。

  记者:你认为办错案件可以原谅吗?

  张飚:我觉得不可以原谅。因为错案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对本人,还对家庭、社会造成伤害。对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也产生负面影响。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如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错了,首先要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确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还是要严肃处理,用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

 “分析证据,不能被社会压力左右”

  浙江冤案“幕后”检察官魏刚分析,当年案子办理过程走向很“偏执”

  “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

  记者:你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案子吗?

  魏刚:有过,但不多。像张高平这样的案子,是很罕见的。

  记者:推动案件平反的过程,有什么困难?

  魏刚:限于精力、财力,以及级别和地域管辖,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张高平沟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记者:当时有多大的把握?

  魏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见会不会被重视,会不会是我们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但是我们感觉,如果真是一个冤案,我们这么努力,他们肯定会重视。

  记者:在你看来,案件有很多疑点你们能看出,为什么判案的时候看不出来?

  魏刚:我们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和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案件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在研究证据的时候,能发现证据在逻辑上和内涵上存在一些问题。

  “认认真真办了件冤案”

  记者:现在再看这个案子,你有什么体会?

  魏刚:我感觉,这个案子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冤案是不一样的。这个冤案似乎很“偏执”,不是证据的认定出现了问题,而是似乎是设定了一个方向,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做,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记者:怎么奇怪?

  魏刚:10年前的社会环境,我们没办法去复原。不过,如果仔细考虑10年前的社会环境,你会发现,就像有人说的,公检法三家认认真真地办了一起冤案。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魏刚:设想一下,如果我是办案人,面对的是花季少女的尸体和社会压力,我会不会狂热地去办这个案子,会不会穷尽我所有的手段去对付每一个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记者:这种错误怎么避免?

  魏刚:如果让我说,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客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不能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

  在分析证据的时候,不能为社会和政治压力所左右。有一些案件,我感觉受社会环境影响特别大。当然,我们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错了就要接受处分”

  记者:你怎么看办错了案子的人?

  魏刚:我个人对浙江省的法官是很尊重的。

  现在的舆论都是说公安和检察院办错了,法院判错了。我可能是在逆着潮流说话,法官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认为,这是高手。有这样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张高平今天才能高高兴兴地出来。

  我不知道张高平能不能理解,我是能理解的。这一点上,我是很钦佩的。

  记者:你觉得办错案可以原谅吗?

  魏刚:我们都是办过案的人,知道办一个案子有多难。

  我在反贪局工作十年,曾经为核实一个证据花很大的成本,最后发现这个证据是错的,我感觉想把手机或者电脑砸掉。

  但是,错了,就要接受批评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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